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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现在还没到出手垄断海上运输的时机，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冒着得罪全欧洲的风险，去抢上万艘风帆船的生意吗？荷兰人在17世纪后半叶被法国和英格兰群殴，就在于他们的商船几乎垄断了全欧洲的海上中转贸易，得罪了全欧洲。”

    “所以，作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一个不给力的世界，并不符合我们现阶段的根本利益。我们遏制欧洲发展的核心思想，并非在于一两样产品。更不是竭泽而渔，而是主导大西洋两岸的市场和劳动力支配关系，获取更廉价的原料供应，扩大产品出口市场。在科学技术层面，遏制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转而依赖由我们控制节奏的产品技术输出。而且。我们不应该让欧洲各国因为我们太过高调的工业水平而引来集体仇视，反而应该绑住他们，转嫁仇视。就好像我们向西班牙和荷兰出售21b燧发枪生产线，立马这两个国家就成为欧洲各国的敌视对象一样。”

    一口气说完一大堆内容，苏子宁端起茶杯狠狠灌了几口。

    “马克思当年说得没错……一个合格的肮脏资本家，为了利益必须向自己的对手出售绞死自己的绳索。当年欧洲列强可是争着抢着为大清国修铁路，可并非是为大清国做好事，哈哈。”严晓松是听明白了苏子宁的意思，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

    “苏子宁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开放部分商品出口管控了？航海钟被盗的事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郑泉摸着下巴，若有所思，“但也不能不了了之吧？”

    “17世纪是欧洲近代基础科技全面兴盛的开端，所以拐卖欧洲人才的‘路灯’计划要一直持续下去，基础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节奏掌握在我们手里，成品输出没关系。没有一整套基础工业体系，他们上百年都搞不出逆向工程。反正他们都仿制不了，购买我们的先进设备提高生产力也是为我们打工，有钱赚白不赚。有针对性的输出，还能挑拨离间一下。”苏子宁露出一脸轻松，“至于法国，找个机会连本带利找回来就是了。”

    “这个话题，算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对欧洲乃至对全世界的政策。真要有所调整，还需要国会和内阁深入研究才行。但该防范的还是必须防范，不能放松国家的反间谍安全工作，回头请老吴在内阁组织下。”

    参议院议长齐建军似乎也松了口气，为本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做了总结发言。

    ……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华美就向西班牙的古巴殖民地和葡萄牙的巴西殖民地提供了矿用蒸汽抽水机之类的采矿设备。一台20马力矿用蒸汽抽水机，就能抵得上至少100名奴隶的工作效率，每日燃煤消耗只有不到20个奴隶的伙食费，深受当地矿主的青睐。但这种近代采矿设备的输出规模十分有限，而且零配件几乎全掌握在华美手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洲采矿能力全面低下的现状。

    以苏子宁的观点来看，华美还可以向西班牙、葡萄牙、瑞典这三个用矿石原料偿还国债的国家出售更多种类和数量的矿用设备，从而“逼”着这几个国家提升产能降低成本，这样相同的国债就能换回更多的矿石。甚至到时候还可以出售更先进的多桅纵帆商船或简化版民用蒸汽商船，提高上述国家的海上运输效率和安全性。

    按照苏子宁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商品出口管控的调整意见，今后华美的产品出口将进行更规范的分级，依照对国家战略安全的影响程度重新分为五级：高风险、潜在高风险、低风险、潜在低风险、无风险。每一级，再细分为a、b两个小档。

    其中第一级属于严禁出口，第二级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条件出口审批；第三级和第四级属于限量出口；第五级则不进行任何限制。

    如果照这样的分级划分标准，别说是保鲜罐头和泡菜了，就连航海钟、伊比利亚2000型大型纵帆战舰和民用蒸汽设备，都属于第二或第三级产品。虽然具体的某件产品的分级斟酌定位可能会因人而异，但却比之前一刀切的粗鲁政策更能把握高产品出口管控的尺度，而且还可以当做华美外交政治的参考筹码。

    对于先进技术设备输出可能导致的国家安全问题，除了相关企业巴不得政策宽松化，内阁和国会的内部意见差异一直很大。苏子宁那套关于“世界生产力整体进步对国家未来利大于弊”的言论，也不一定拥有更多的支持者，而老掉牙的“被迫害妄想症”更是说得太多已经让人麻木不愿意听，国家生产力优势带来的历史作弊爽感和优越感依然是目前国内掌权者的高度迷恋情结。

    1642年的农历春节已经到来，各行各业的年终大分红又开始了，大多数的华美权贵并没有因为航海钟被窃事件而心生忧虑，至于由此引发的对欧洲技术产品出口管控的话题，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梳理思路甚至是激烈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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