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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器是田琦随手从附近的体育用品柜台中抄来的一根棒球棒，当时后面还有正在追赶并大声呼喊的售货员。看见田琦行凶的这一幕，售货员便吓得没有敢靠近。

    田琦不止打了被害人一棒，被害人倒下后，他还用球棒反复敲砸其头部与身体，手段异常残忍，最后的场面也是惨不忍睹。就连赶来的商场保安都被吓傻了，觉得手脚发软。

    根据商场的监控录像显示，攻击时间大约持续了九十秒，被害人应已当场死亡。然后田琦扔掉球棒，用脚反复跺被害人的尸体，就像要踩平地上的什么东西。他跺了大概五十秒左右，全身几乎都跺遍了，然后才若无其事的转身离开，嘴里还在嘀咕着什么，被赶到现场的警察制伏并逮捕。

    案件发生的过程非常短，警察来得其实也很快，这家商场内就有派出所设的治安值班室。警察是用电击棒将田琦击倒并制伏的，当时田琦手中已没有凶器，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状态。

    在审讯过程中，办案民警就发现了田琦的精神异常。在回答为什么要杀人时，田琦自称：“我看见那个家伙全身都不舒服，他不应该从这个世界里冒出来，我必须要把他打下去、踩平才行。”

    这哪里是杀人啊，简直就像在游戏厅里玩打地鼠游戏。经过调查，田琦跟被害人张某也毫无关系，以前根本就不认识。

    看到这里，丁齐做了几个深呼吸，暂时平复一下情绪。从专业的角度，他必须要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材料上介绍了嫌疑人从小到大的三个案例，没有介绍的情况不知还有多少，丁齐首先做出的判断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反社会型人格的特征，通常是指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无视法纪，不仅极端自私且冷酷无情。但在司法实践中，它通常并不是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

    “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解。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的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鉴定人不仅要鉴定嫌疑人是否“有病”，更重要的是鉴定他做出危害行为时，能否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重点在于“事发时的状态”。

    反社会人格，在医学角度可能是一种精神障碍，但当事人通常是具备行为辨识或控制能力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司法上不能免责。至少在刺伤老师这个案子上，田琦目标明确、思维逻辑的内在关系清楚，情绪、动机、行为有高度的一致性。

    田琦当年能逃脱刑事处罚，只是因为年纪尚不满十四岁。但是在他十六岁那年发生的第二个案子，进行了精神鉴定并得出了结论，再加上尚未年满十八岁，所以仍然逃脱了刑事处罚，只是接受了强制治疗。

    后来他还能顺利出院，像正常人那样活动，看来父母是花了大代价的，包括治疗和诊断方面，也包括对被害人的民事责任赔偿方面。至于刚刚发生的这个案子，初步推断，有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狂躁发作，也有可能是妄想性障碍。

    具体怎么回事，要拿到详细卷宗进行分析，并对嫌疑人进行实际问讯、测试后才能得出结论。须知这与刑事审讯中遵循的“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同，精神病司法鉴定遵循的是“无病推定”，首先并不将嫌疑人看做精神病人。

    这份简单的材料，是刘丰让丁齐提前熟悉情况用的。导师当然不会给他太难的案子，而且他只是三位鉴定专家中做陪衬的一位，这只是让他去积累资历。

    嫌疑人有既往精神病史，案发时的行为又非常典型地符合精神病性特征，这个鉴定从专业角度看并不复杂，但丁齐合上卷宗后却深深叹了一口气，心情难免沉重。

    理论上讲，鉴定人的职责就是鉴定嫌疑人在案发时的行为能力，还有案发后的受审能力与服刑能力等。他们并不是法官，只是给法庭提供专业鉴定材料，说明嫌疑人在特定时段的精神状态，不应带个人感情甚至是某些道德责任色彩，这是专业要求。

    司法鉴定只是法庭证据之一，至于怎么采用这些证据，如何考虑社会影响、减少社会危害，从而做出最恰当的判断，那是法官的责任。但大多数时候的实际情况，法官就会直接采用鉴定结果进行判决，让鉴定人感受到他们不仅是在鉴定，同时也是在裁决。

    虽然专业性要求鉴定者不能有个人感情色彩，但丁齐也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也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个人情感。在他看来，如今的法庭引用鉴定结论时，主要都强调责任能力，在判决与执行实践中，却对另一项更重要的鉴定，也就是社会危害性鉴定的结果不太重视。

    丁齐感到心情复杂的原因，也与田琦的父亲有关。此人名叫田相龙，材料中虽然没有介绍田相龙的具体背景，只提到了名字，丁齐也不认识他，但是早就听说过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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