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及其时世-《中国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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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孔子以个人在野的力量,造就或招聚一大帮的人才,他的门下成了至少鲁国人才的总汇;他自卫返鲁后,哀公和季康子要用人时,每向他的弟子中物色。这样一个知识的领袖不独没有前例,在后世也是罕见的。传说他的弟子有三千多人,这虽然近夸张,但他的大弟子名氏可考的已有七十七人,其中事迹见于记载的共二十五人。现在仅计他自己所列举跟他在陈、蔡之间挨饿的弟子;以德行见长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言语见长的有宰我、子贡;以政治见长的有冉有、子路;以文学见长的有子游、子夏。这些人当中颜渊最聪明,最好学,最为孔子所叹赏,可惜短命;冉伯牛也以废疾早死,无所表现;其余都是一时的俊杰。闵子骞曾被季氏召为费宰而坚决辞却。仲弓做过季氏家宰。宰我受过哀公的咨询,在政府里当是有职的。子贡、冉有皆先孔子归鲁。子贡在外交界任事,四次和吴人,一次和齐人折冲,都不辱命。冉有做过季氏的家宰,于前484年(哀公十一年,孔子归鲁前),当齐人大举侵鲁,鲁当局守着不抵抗主义的时候,激动季氏出兵。冉有并且用矛陷阵,大败齐军。子路为季氏主持“堕三都”及他后来留仕在卫,死孔悝之难,前面均已表过。前481年,小邾(鲁的南邻之一)的一位大夫挟邑投奔鲁国,要子路作保证,以替代盟誓。季康子派冉有到卫国来求子路,说道:“人家不信千乘之国的盟誓而信你一句话,你当不以为辱吧?”子路答道:“假如鲁国和小邾开战,我不问因由,死在敌人的城下也可以。现在依从一个叛臣的话,便是认他为义,我可不能。”子游做过鲁国的武城宰,孔子到他邑里,听得民间一片弦歌声,因此和他开过“割鸡焉用牛刀”的玩笑。子夏做过晋大夫魏成子(即后日魏文侯)的老师。因为孔子弟子多是当时的闻人,他们又多有“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的信念;凭他们的宣扬,孔子便在上层社会里永远传下很大的声名。

    第三,孔子首先把技艺教育和人格教育打成一片;他首先以系统的道德学说和缜密的人生理想教训生徒;他的教训,经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载下来叫作《论语》的,是我国第一部语录。

    孔门传授的技艺,不外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学习的《礼》《乐》《诗》《书》。其中《礼》和《诗》尤其是孔子所常讲,弟子所必修的。

    所谓礼有两方面:一是贵族交际中的礼貌和仪节;二是贵族的冠、婚、丧、祭等等典礼。当时所谓儒者就是靠襄助这些典礼,传授这些仪文为生活的。孔子和他大部分的弟子都是儒者,他们所学习的礼当然包括这两方面。礼固是孔子所看重的。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但每一种礼节原要表示一种感情。感情乃是“礼之本”。无本的礼,只是虚伪,那是孔子所深恶的。他把礼之本看得比礼文还重。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又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这原是对于讲究排场拘牵仪式的鲁人的一剂对症药。可惜他的弟子和后来的儒家很少领略得。

    当孔子时,各种仪节和典礼大约已有现成的“秩序单”。这些“秩序单”,经过孔子和他的信徒的陆续增改,便成为现在的《仪礼》。

    《诗》三百余篇,在春秋时代是有实用的。平常贵族交际上的词令要引诗做装饰,朝廷享宴外宾时,照例要选《诗》中的一首或一节,命乐工歌诵,以作欢迎词,这叫作“赋诗”。来宾也得另选一首或一章回敬,这叫作“答赋”。主宾间的情意,愿望,恳求,甚至讥刺,每“断章取义”地借诗句来隐示。在这种当儿,诗篇生疏的人便会出丑。故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因为任何贵官都有招待外宾或出使外国的机会,所以《诗》的熟习成为贵族教育不可少的部分。孔子教诗当然也以他的应对功用为主。《诗》中含有训诲意味的句子,当时每被引为道德的教条。这一方面孔子也没有忽略。但他更进一步。他教人读《诗》要从本来没有训诲意味的描写,体会出人生的道理。这便是他所谓“兴于《诗》”。例如诗文: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意思原是说一个生来美好的女子,可施装饰。子贡问这里有什么启示,孔子答道:“绘画要在有了素白的质地之后。”子贡跟着问:“然则礼要在(真情)后吗?”孔子便大加赞赏,说他有谈《诗》的资格。

    诗和乐在当时是分不开的。《诗》三百篇都是乐章。而正宗的音乐不外这三百篇的曲调;除了射御和舞以外,音乐是贵族教育最重要的项目。一切典礼里都有音乐。而他们平常闲居也不离琴瑟。孔子本来是个音乐家,虽然他在这方面成就完全被他的“圣德”所掩。再没有别事比音乐更可以令他迷醉的了。他在齐听了韶乐曾经“三月不知肉味”。这种享受他当然不肯外着他的弟子们。他的教程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讲音乐和前人不同处在他特别注重音乐的感化力。他确信音乐不独可以陶冶个人的性灵,并且可以改变社会的品质。为尽量发挥音乐的道德功用,他有两种主张:第一,音乐要平民化。他的门人子游做武城宰,便弄到满邑都是弦歌之声。第二,音乐要受国家统制,低劣的音乐要被禁绝。当时郑国的音乐最淫荡,所以他倡议“放郑声”。他晚年曾将《诗》三百篇的旧曲调加以修订。这是他生平很得意的一回事。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雅、颂各是诗中的一门类,依着音乐的性质而分别的。经孔子修正过的乐曲,可惜现在无从拟想了。

    后世所谓儒家的“六艺”,除了以前提到的《礼》《乐》《诗》和《周易》外,还有《书》和《春秋》。是时《周易》一书,除了卦爻辞外,又增添了象传。那是解释卦爻辞之文,孔子以前鲁太史所作的,韩宣子聘鲁时已经看见。卦爻辞或象传中含有劝诫意味的话,孔子偶然也引来教训弟子。但孔门的科目里并没有《周易》,卜筮之事孔子更是不谈的。《书》,大部分是西周的档案,其内容或为战争时的誓师辞,或为周王封立国君时的册命之词,或为周王对臣下的告谕,或是王室大典礼的记录;另一小部分则是追记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言语的。这类文件据说在孔子时有一百多篇,现在只剩二十八篇。《书》中训诲的话最多;像《易》一般,它在孔子以前已常被学者引用。它是孔门的读本之一,虽然远不及《诗》的重要。

    《春秋》本来是鲁国史官的流水账式的记录的总名,大约因为它每年必标举四时,所以简称《春秋》。它的内容可以现存的第一年为代表: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像这样的史记,列国都有的,大约鲁国的特别远久,特别全备。这些史记并不完全依事直叙。因为有些丑事,例如鲁桓公之死,根本不能直叙。再者,有些史官故意要把史事记错,来寄托褒贬的意思,或维持已失效的名分。例如晋灵公明明是被赵穿弑了的,但晋太史董狐却因为赵穿的兄弟赵盾“亡不越境,返不讨贱”,便记道“赵盾弑其君”。又如前632年周襄王应晋文公的唤召去参加践土之会,而现传的《春秋》却记道:“天王狩于河阳。”传说孔子曾采用与这两例一路的“书法”,将鲁史记中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的一段加以修改,而成为现存的《春秋经》。这一段所包括的时代(前722至前481年)史家因此称为春秋时代。《春秋经》之始于隐公不知何故,也许鲁史本来如此。它终于哀公十四年,传说是因为是年叔孙氏子出猎获麟;据说麟是预兆明王出现的祥兽,现在“明王不兴”而麟被猎获,孔子感觉道穷,因此含泪绝笔云。

    总结孔子和六艺的关系:《诗》《书》,他只沿用作教本,而时或加以新的解释或引申。《易》,他不过偶尔征引。《礼》,他加以重新估价,并且在小节上偶有取舍;例如冕,古礼用麻,时礼用丝,孔子从众,因为当时用丝价廉;又古礼臣拜君于堂下,时礼拜于堂上,孔子从古礼,因为他觉得时礼近于放肆。至于《乐》和《春秋》,他虽加过修改,到底他绍述的成分多而创作的成分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原是他的自白。

    但在学术上他果真是仅只述古的人吗?至少就道德的教说而论,那是不然的。有一回他问子贡:“你以为我是多多地学习却把所得牢记的么?”子贡答道:“是的,难道不对吗?”孔子说:“不,我一以贯之。”他认定所有的道德规律中有一条最根本,最概括,可以包罗其他的。这种认识乃是道德思想上一大发明。孔子的一贯之道,据他的高足弟子曾参的了解而他所没有否认的便是“忠恕”,忠恕只是一种态度“仁”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恕便是他所谓人人可以终身奉行的一个字,意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的广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的狭义是尽自己对他人的责任,甚至不顾任何的牺牲,“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夺。”这种忠也就是勇了。所以说“仁者必有勇”。仁、勇,再加上智便是孔子心目中的全德。

    第六节 孔子的晚年

    孔子从卫归鲁,至迟当在哀公十二年春天之前,是年春季氏因为增加军赋的事咨访孔子。此时孔子已俨然一个国老,公卿不时存问,馈遗,国政也有资格过问。哀公十四年齐大夫陈恒弑君,孔子便斋戒沐浴,然后上朝,请求讨伐。和陈一丘之貉之三桓,虽能遏阻鲁国的义师,却不能遏阻孔子的义言。

    和孔子的声望同时增加的是他的门徒,和门徒所带来的“束脩”之类。此时他的生活很可以当得起一个退职的司寇;行则有车代步;衣则“缁衣(配以)羔裘,素衣麂裘,黄衣狐裘”;食则“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失饪不食,不时(不合时的菜)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回思在陈绝粮时的情景,已成隔世了。但那样的晚福他并不能久享。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四月(即“夏历”二月),他卧病七日而死,享寿七十四岁。

    孔子死后,门弟子把他葬在鲁都城北泗水边;并且为他服丧三年,然后洒泪分手。诸弟子和别的鲁人依孔子冢而居的有一百多家,名为“孔里”。冢前的空地,成了鲁儒举行乡饮、乡射等典礼的场所。城中孔子的故居被辟为他的庙堂,内藏他的衣冠、琴、车、书籍和礼器;孔门的儒者继续在其中学习礼乐。此后历尽四百年的兴亡和兵革,这庙堂里未曾歇过弦歌声。

    孔子死后六年而越灭吴,又七十年而晋国三分,战国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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