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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史纲》开始写作，据张荫麟的说法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两年即1935年，完稿时间在全面抗战开始三年后即1940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这部书当然难以避免时代影响，对于这一点张荫麟并不忌讳。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现在发表的这部《中国史纲》是一部用新思想新的史学观念写作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来说，还是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这部书都是恰当其时。

    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在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意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作登山，张荫麟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个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的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张荫麟认为1930年代的十年可以算作一个新纪元中的一个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传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学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但不幸的是新的史学工作在战时不得不大受限制。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张荫麟觉得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汇集起来，综合出来，并在种种新的史观提示指导下，写出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也许是这个特殊时代的恩赐，也许是史学家应有的责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作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是应该的，问题主要在于究竟应该怎样写，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一种取舍标准。换言之，中国通史不可能容纳全部的中国历史事实，不可能将什么事情都写进去，一定要有取舍，一定要有放弃，否则细大不捐，这就是不是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而是供人查阅检索的中国历史百科全书了。当然，反过来说，中国通史也不能是历史学家凭借记忆或涉览所及，或个人兴趣而决定取舍。这对于许多写作者来说，或许便捷，但也不是理想的通史。

    所以在张荫麟看来，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当然是能够提纲挈领，只能记录和讲述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至于什么样的事情才重要，张荫麟根据东西方历史学实践提出五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张荫麟叫做“新异性的标准”。所谓“新异性”，其实说的就是“内容的特殊性”，就是在历史上的是否具有新意，由此而讲究的是“社会动力学”而不是“社会静力学”，所以记录到通史的里面的就是历史上过去所不曾有过的。至于新异性的具体条件，张荫麟在这里还提出了五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标准，张荫麟叫做“实效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苦乐即幸福感、痛苦感越大，那么这样的史事无疑就越重要。

    第三个标准叫做“文化价值的标准”。张荫麟强调，所谓文化价值标准就是真与美的价值。按照这个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们写思想史、文学史或美术史的时候，详于灼见的思想而略于妄诞的思想，详于精粹的作品而略于恶劣的作品，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一句这个标准。

    第四个标准，张荫麟叫做“训诲功能的标准”。所谓训诲功能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按照这个标准，训诲功能愈大的史事愈重要。旧日的历史学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标准，只是到了近代，新历史学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个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够做得到。张荫麟认为，即便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但在新通史中，作者应该对此抱有警惕，要知道随着学术分工日趋严密，历史学无法将一切训诲都纳入自己的考察范围，比如历史人物的成功与失败的教训，虽然很值得研究，但在新史学的通史概念中似乎不应该有地位，应该归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的“领袖学”的范畴。

    第五个标准可以叫做“现状渊源的标准”。张荫麟指出，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这就有点“历史发生学”的意思，就是要探究一个历史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怎样演化的。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间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所以历史学家往往强调详近而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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