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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邸报传，数月前闯贼水淹开封，数十万兵民只余两万余口……东虏又破边大掠，鲁藩陷殁，朝廷震动……为平贼患，孙督师奉旨出京，已在陕西募兵整军，地方乡绅鼎力扶助捐纳钱粮，不日精兵练成，即可出关围剿闯贼。”

    又是一大堆内容转到了如今的国家大事上，现场渐渐安静下来，不少官绅都面面相觑，不知道琼州兵备道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说这些事。

    “两广之地虽无流寇做乱，然灾情近年亦盛，流民栖野宿林何止万数。南国边海重地不可轻视，本抚奉旨监理广东兵马，欲仿效孙督，裁汰粤地军所营镇老弱闲散，采办华美军械，整备新营，以解国忧。还望诸位父老多多帮扶。”

    赵有恒此时也站了起来，环视着在场的官绅，表情十分严肃。

    两广远没有陕西那种紧贴着战乱地的紧迫感，两广地方官绅也早就习惯了繁荣下的安足享乐，要让他们有点危机意识和自觉性，几乎比登天还难。赵有恒自认没有孙传庭那种雷厉风行的魄力，所以只能借用这个机会，向到场的两广官绅富户敞开心扉。

    以赵有恒的打算，包括他自己的抚标营一千人在内，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之前，广州地方那多如牛毛的许多空架子海防备倭营兵或卫所军镇都要重新梳理一遍，募集编练出一支人数至少万人的新镇，其中广州新营编列七千人，琼州新营编列三千人。

    赵有恒虽然手握整备编训广东兵马的大权，但这些终究都只是纸面上的意淫东西，要重新整理出一支能够用得上的广东新军，每年耗费的钱粮就是个巨额数字。

    粗粗计算了下，光是崇祯十六年所需的广东新军银饷，不考虑军官，就要至少十五万两白银，如果再算上衣甲被服、粮草、军械、驮马、营盘修缮、操练等等支出，还要加上至少三十万两。就算崇祯皇帝因为没钱，允许赵有恒在广州利用诸多地方杂课自行筹措，这个数字也不是赵有恒有能力处理掉的。

    要达到目的，只能从当地官绅手里获得捐助。简而言之，赵有恒和沈廷扬打算来一场打秋风，凑齐编练新军的起步资金。

    你看我，我看你，在场的两广官绅都神情各异。尤其是几个广州府的富户，更是两眼微闭，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

    “本抚适才多饮了几杯，有点困乏，就暂且失陪了。”赵有恒微微咳嗽了一身，身体有点摇晃，一边察言观色的老管家哪能不知道意思，赶紧上前扶住。

    赵有恒退场了，偌大的婚宴现场静声一片。

    “若诸位能解此困局，本宪与巡抚大人当上报朝廷。不吝嘉赏……”

    赵有恒是广东巡抚，封疆大吏的官面子不能不值钱，说话只能点到即止，自然不能在这种事上说太多，接下来的事就全落到了沈廷扬身上。见大部分人都一副心不在焉，沈廷扬不得不硬着头皮再次站起来。

    “报效朝廷，助饷募军，乃我等两广士绅本分啊，谁敢沽名钓誉贪图朝廷嘉赏？老夫愿献白银一千五百两。为巡抚大人和兵宪大人分忧！”一个富商站了起来，说得慷慨陈词。

    “保家安民，我等岂能坐视旁观？小人没多少银子，就捐粮两千石了！”又一个粮商站了起来。更是一本正经。

    沈廷扬见终于有人站出来表态，赶紧指示身边的小文吏摊开笔墨记录。

    来巡抚衙门赴宴，再怎么有些面子还是要给的吧。有了一个人，就有更多起身。你一句，我一言，各种杂七杂八的捐助如流水般出来。

    报一个。就走一个，等到最终人走茶凉之时，小文吏笔下的纸也不过写了两张。而且报捐的人似乎都心灵相通一样，无论钱粮布帛，每一家的捐助都没有超过两千两白银的。一路记下来，白银凑了不过一万多两，谷米三万多石，其他杂物若干，缺口还差了好大一截。

    当沈廷扬最后一次捧起捐册的时候，宴会场就只剩下了刘耀禹和赵明川两个客人，两人从一开始就一语不发，只是冷冷地看着一个个客人装模作样的退场。

    “沈大人，捐饷助军一事，待我和姐夫面叙之后，再作答复可好？”见沈廷扬神情落寞，刘耀禹赶紧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行了一礼。

    “助军捐饷一事，并非强求摊派，刘大掌柜不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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