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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误之一，祝植淳跟他不熟。两人差了近20岁，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大相径庭，共同话题实在不多，换正常状态时的潘中富，肯定会先从祝二先生或者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高尔夫球场说起，先拉近大家的距离。

    失误之二，这一桌人员配置有问题。潘中富是老板，王天明是朋友，两人算是平行关系。另外三个，一个是秘书，一个是律师，一个是翻译，大家是雇佣关系，这个场合，潘中富不点名问，懂点事的人绝对不会随便开口。至于祝植淳、孟茵云、边学道，一个比一个傲，都不是陪聊的人。

    王天明看不下去了，帮着潘中富活跃话题，不过他实在不是一个活跃话题的适当人选。

    大家身在法国，就说到了奢侈品，加上潘中富刚说了他参加的那个“ceo课程”班，话题又延伸到了“上流社会”。

    本来有些东西，在潘中富嘴里说出来，就是简单讲个笑话，可经过王天明这个有点愤青思维的学究一发散拓展，话题热度就上来了，不自觉参与话题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连祝植淳和孟茵云都参与了进来。

    潘中富说回国前，得去一趟香榭丽舍大街，把许诺老婆的包、香水、化妆品、衣服买齐了才能回去。他跟裴桐说：“我老婆个子跟你差不多高，就是比你胖两圈，到时得麻烦你帮我试衣服，还有都去哪家店，你也帮我参谋参谋。”

    裴桐说：“我是学生，那些高档品店只在橱窗外面看过几眼，没进去过，这个忙我怕帮不上。”

    关于奢侈品的话题由此展开，王天明最后总结说：“世界奢侈品消费主体是40岁至60岁的人群，因为社会主要财富集中在这些人的手中，而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主体为25岁至45岁的人群，这一点是很反常的，这透露出，中国的社会结构、消费结构，存在很大隐患。而且，需求不振与奢侈品偏好如此不协调地拼贴在一起，让人难以理喻。”

    王天明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往祝植淳、边学道三人这边扫了一眼。潘中富看见了，心说我地个乖乖，这个书呆子怎么唱了这么一出？

    奢侈品？

    无论车、化妆品、还是其他什么东西，有比酒庄更奢侈的吗？刚才是在酒庄中介遇见的这三人，现在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消费结构有问题，还说财富年轻化，这简直是当着和尚骂秃驴！

    王天明确实看祝植淳、边学道三人不爽。

    他跟潘中富相识几年，了解潘中富的脾气秉性，知道潘中富外圆内方，平时笑面对人，但骨子里不大看得起人。今天在中介公司，潘中富跟祝植淳搭话的场景，王天明都看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个年轻人，十有七八是个官二代，因为单纯拼财富，让潘中富这么自降身段的家庭没几个，而他没听过哪个富豪家族姓祝。

    想着自己读了一辈子书，教了半辈子学，儿子想在上海买个婚房，自己却拿不出多少钱，想到这个他就郁郁难解。若不是为了钱，他也不会点灯熬油给报纸写稿子，也不会上电视台的节目按照人家的意思说这说那。

    反观他那些从了政的同学，到了他这个岁数，只要坚持下来的，大多实权在握，区别只是权力大小而已，可是再小的权力，也是权力，有权力就能寻租。他一个同学，在县城土地局当实职副科长，升官5年，燕京一套房，上海一套房，省会三套房，还有若干商铺，每每想到这些，王天明就觉得非常压抑，所以他经常在写给报社的文章里问一个问题：当官发财的社会规则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因为讨厌当官的，所以连带着也看不惯他主观猜测的“官二代”祝植淳三个人。王天明看不惯一个人，那是绝对没好听话的，而且不分场合。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学校里蹉跎多年没有寸进的原因。

    王天明说完，潘中富打圆场说：“扯远了，中国从古至今都是老子赚钱小的花，加上没有遗产税，跟啥社会结构、消费结构没关系。说白了就是一夜暴富的人多了，各种人参差不齐，家庭教育跟不上，孩子就不听话。再者，像我老潘，没啥文化，大老粗一个，有些东西是生来带的，改也改不了，学也学不会，也不懂鉴赏古董啊红酒啊啥的，可有些场合见了人必须得显示一下实力，那咋整？就得挑贵的买，挑大家都说高档的买，不然我天天这么忙，总不能再去学个鉴赏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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